随着如今的数字平台变得权势滔天，那些用来描述这个被数字渗透的世界的隐喻，正昭示着一种更隐蔽的新型支配形式的兴起。
我们正身处一场变革之中。脚下的根基正在变动，虽然微妙却毋庸置疑，前几代人或许会将其称为新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而今天的我们，可能只会通俗地说一句：风向变了（vibe shift）。
曾经被奉为圭臬的竞争法则，正让位于护城河构筑、寻租狂欢与炒作的金融化[1][2]。在这个时代，经济权力的核心源于对关键领域的控制，比如平台、数据和算法。它们既让我们的生活更高效，也带来了不透明、令人不安甚至破坏性的后果。
人工智能（AI）正处于这场变革的漩涡中心。它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探索，演变为政治与经济霸权的兵家必争之地：中美两国出于国家安全，狂砸千亿研发资金，欧盟则试图挣脱技术依附的枷锁。
这种情况我们并不陌生。社会工业化的转型曾带来过类似的眩晕感——劳动方式、文化形态与全球秩序的剧变，彻底颠覆了旧时代的运行逻辑。哲学家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在论及工业现代性的冲击时，曾呼应马克思的观点写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3]这些转变的共同本质不仅在于物质层面的革新，更如我们在《像平台一样观察》（Seeing Like a Platform）中所言，是一种更深层的变化：它重塑了我们对自我的认知，重新定义了权力如何被想象、表达与实践，而这一过程的核心特征，是一组新隐喻的兴起[4]。
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当下正经历着一场相似的重构，只不过这一次，它正将我们推向所谓的“数字现代性”。而与前两次转型相同的是，最深刻的变革往往与伟人或帝国的生死存亡无关，而在于更微妙的层面：我们用以描述社会世界的语言发生了转变。这些转变不仅是对变革的映射，更是在主动推动变革的发生。因此，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探究数字现代性的认识论基础，即那些定义了这个新时代的认知方式、表达方式与想象方式。
对某些人而言，在强权与赤裸暴力占据主导的时刻，这样的探索或许显得徒劳分心。诚然，隐喻本身并不能定义政治。但隐喻也绝非仅仅是社会的语言表象；它们更是掌权者手中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隐喻还帮助我们界定：我们应当如何构想一个不同的世界。
01
亨利·福特与权力的隐喻
要理解数字现代性，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考察。因此，我们首先回溯至工业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亨利·福特。1913年，当福特在其位于密歇根州高地公园的工厂引入流水装配线时，他所做的远不止革新制造业——他为现代性本身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隐喻。工厂的运行逻辑超越了厂墙界限，逐渐渗透到官僚机构、学校和政府之中。此时人们意识到，社会本身是可以被“设计”的。制度沦为引擎，公民则成了齿轮。机器由此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性隐喻，更成为权力运作的模板。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福特的工厂成为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建筑工地，整个世界观在此奠基，并由此庄严地凌驾于全部生活经验之上”[5]。
这种隐含机械论色彩的术语不仅用于描述现实，更开始形塑现实，进而催生了一个以机械视角审视自身的世界，这个世界被定义为精确、等级分明且可控的。此类语言还催生了一种“积极干预型国家形态”，其显著特征是野心与自负的危险交织。简言之，福特的工厂最终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现代性——工业现代性。
权力始终需要抽象化。为了便于控制，现实中难以驾驭的复杂性必须被纳入模型、范畴与量度，进而实现标准化与可操作性。自然与社会生活在原始形态下是官僚体系难以直接处理的，必须经过预处理才能被观察与塑造。换言之，权力需要“地图”。而“地图”的价值恰恰在于其具体性，以及它必然有所遗漏的特性。
当权力“地图”被国家运用时，它便超越了单纯的表征工具；它们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塑造世界。以国家登记制度为例：用于界定应纳税财产持有者的登记册，不仅记录了一套土地保有制度，更通过法律的效力将其创造为现实，使其分类体系切实存在。权力有其自身的认识论，而这种认识论会被铭刻在现实之中。
这正是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的核心洞见[6]。这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深入探讨了现代国家如何为追求“清晰度”而重塑世界，以契合自身狭隘的视野范围[7]。现代国家与人口学、统计学的兴起密不可分，这两门学科为它提供了一套“观察方式”：使现实变得可理解，进而变得可治理。但无论这种视野看似多么全面，它始终是选择性的。总有一些事物会落在视野之外。
AI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探索，演变为政治与经济霸权的兵家必争之地。
面对自身认知的局限，现代国家试图让世界服从于其表征逻辑。多样性、流动性与地方性知识都成了治理的阻碍。解决之道是标准化、分类化与体系化——将人口固定在空间中，赋予他们可识别的身份，进行测量与控制。固定姓氏成为普遍准则，边界被强化固化。人口，作为一个统计概念，被排序、区隔，被迫居住在指定类别之中。森林被规划成整齐的单一种植行。城市被重新构想为网格状，剥离了其原本杂乱而富有生命力的原生面貌。
这些野心在福特工业主义中达到了顶峰，这一现代性形态颂扬着对自然与社会的掌控，并坚信人类的创造力能通过中央计划与理性控制驯服复杂性。然而，工业现代性本身充满矛盾，甚至自相矛盾：它既试图通过基础设施与管理手段将现实“固定”，同时又大力推动永不停歇的流动与持续的变迁。而如同所有模型一样，这种机械世界观的强加过程始终做不到完整、均衡，还充满争议。
工业现代性既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了压迫。它提升了无数人的生活水平，提供了价格亲民的商品、稳定的工作，以及一段工资稳步增长的时期。
但它也以效率之名强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单一化，压制了个性与地方特色。雄心与短视的结合最终酿成了灾难性后果。尽管为了使世界变得可理解，有必要将世界的某些面向悬置起来，但被排除在简化框架之外的事物往往会像回旋镖般让我们为当初的干预措施付出代价。单一树种的“科学”森林易受病虫害、火灾和风暴破坏[8]；像方格网的城市则忽视了“人性尺度”[9]。
正如城市研究泰斗简·雅各布斯所说的街道芭蕾，城市街道本应是自然生长的人际网络：邻居在街角闲聊、店主与熟客点头微笑、孩子们追跑时撞进面包店的香气里……这些鲜活的日常互动，才是城市活力的核心。雅各布斯在城市中看到了一张错综复杂且历史演化的社会关系网络，正是这张网络让城市变得宜居、充满创造力与创新力。现代主义者狂热地将社会改造为钟表装置般的机械系统，却因此摧毁了维系社会运转的根本社会肌理。
在其最黑暗的极端形态下，工业现代性将其观察方式推向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固定、隔离与集中人口，最终沦为了剥削与灭绝的手段。贫民窟、种族隔离、集中营便是例证。
工业现代性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创造之力与破坏之力。无论好坏，其“机械隐喻”都暗示着：社会可以按照最崇高或最黑暗的意识形态来设计，如果社会如机器一般，那些人类工程师就能主宰其命运。
02
流动的现代性
工业现代性的衰落，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的崩塌，更是一场世界观的瓦解。曾经无缝融合的大规模生产、工资增长与稳定就业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分崩离析，战后繁荣已触及极限。曾饱受战火摧残的西欧与日本经济已完成复苏，其市场却日益饱和。一个核心矛盾由此显现：工业现代性的蓝图制造了自身的矛盾，且无法容纳资本主义的动力。
通货膨胀飙升，经济停滞蔓延，身处雾霾笼罩的城市与对地球极限的认知加深，人们的环境意识也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对更大范围民主的诉求以及对标准化的抵制，逐渐汇聚成强大的力量。工人组织罢工，学生发起反抗，民权活动家与反战运动者挑战了长期被认为合法性不言自明的国家权威。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报复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实施禁运，这一直接行动导致作为工业现代性命脉的石油价格急剧飙升。体系开始摇晃，继而崩塌。
面对利润率下滑，许多企业将目光投向海外。工业资本主义曾是一个闭环：工资驱动消费、消费拉动生产。企业却纷纷涌向全球南方的低工资经济体寻求出路。此举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通过切断国内生产与国内工资的联系，全球化打破了西方社会维持收入快速增长与相对低不平等的脆弱平衡。资本主义与民主间那份维系战后秩序的“休战协定”，就此走向终结[10]。
在政治层面，这标志着“自信国家”的终结。那个政府普遍自视为经济进步管理者的时代，已让位于一个目标更为保守的时代。国家不再试图设计经济社会生活的具体形态，转而专注于润滑生产机器，以在全球市场中保持竞争力。新自由主义不仅缩减了国家职能——更重新定义了国家的根本目的。
现代主义者狂热地将社会改造为钟表装置般的机械系统，却因此摧毁了维系社会运转的根本社会肌理。
国家不再是财富再分配的推动者，转而成为财富增长的促进者。它摒弃了过去的责任，转而支持私有化、放松管制，并持续削弱公共产品的供给。工业时代的国家曾试图抗衡甚至超越资本主义逻辑；而新自由主义国家却只追求相对于他国的竞争优势。它不再致力于构建投资与增长的循环、推动宏伟基建项目或提供社会保障，转而以减税、资产出售和企业投资补贴作为政策核心。
在经济层面，这种转变同样剧烈。曾是现代性引擎的制造业将主导地位让与了金融、科技与文化产业。大规模生产的主导地位被理论家大卫·哈维提出的“灵活积累”所取代，这一体系的特点是：市场更加分散、生产更加分散，劳动则更趋不稳定[11]。
如果说工业现代性以规模经济为标志，工厂为标准化消费者生产标准化的商品，那么新秩序则以范围经济为核心：多样性、差异化与利基市场取代了大规模生产的优先地位。在这一新格局中，金融化变得至关重要。利润的主要来源不再依赖商品生产，而是源于资本自身的无尽循环——交易、投机与从债务中榨取价值。
随着生产方式转变的是文化形态。作为工业社会原有的刚性结构，大众市场、大众媒体与大众身份正让位于更流动、更碎片化的形态：一种充斥着图像、广告与美学拼贴的后现代消费文化。传统类别界限模糊，风格相互交融。过去被重新包装为美学素材，曾根植于工作与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如今演变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设计，受品牌、社交媒体与无处不在的消费选择逻辑所塑造。
这一文化转向远不只是品味问题。它折射出一种更深层的认识论转型。工业国家的衰落，伴随着对现代主义信念更广泛的侵蚀，这种信念关乎普遍真理、客观知识与理性规划。若说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已揭露官僚理性的局限，后现代理论家则更进一步，质疑这类知识是否只是某种建构，是伪装成真理的权力工具[12]。那个“可知、可控”世界的旧梦，最终让位于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与多元主义。宏大叙事崩塌，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的碎片。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观察到，这标志着流动现代性的到来。工业现代性是僵化且等级分明的，而流动现代性则是流动且不稳定的。曾经为人们提供安全感的制度，比如稳定的工作、终身的职业以及固定的社会角色，在全球化、技术加速与个体化的压力下逐渐瓦解。工业社会虽曾强制推行一致性，但至少提供了可预测性；流动现代性则不然，两者皆无。
03
数字现代性：一种新的认知图景
过去几十年间，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正逐渐浮现。这种认知方式，无论是在其隐喻表达还是运作机制上，都呈现出有别于工业时代“集中式指令”与后现代“无方向混乱”的独特性。
数字化最初扎根于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危机后的资本主义重组进程中。以灵活专业化取代大规模生产，意味着生产方式向自动化与数字化的方向调整。数字技术为全球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推动了证券化、金融化与资本流动的加速与深化。
但在这些系统内部，某种新的力量正在萌动。极客、黑客与反文化思考者在计算机中发现了不同逻辑的种子。这种逻辑抵制层级结构，推崇自发性涌现，并暗示秩序无需自上而下强加，而可能从无数个体的互动中自然生长。数字世界不是一个需要管理的工厂，而是一个有待探索的生态系统。尚处萌芽阶段的互联网，既成为这种新型社会秩序的传播媒介，也化作其象征的隐喻。
与此同时，科学领域也正经历着一场类似的革命。那些建立在平衡与线性因果关系之上的旧机械隐喻，已难以解释现实系统的复杂与混乱。物理学传统上对自然的机械论理解，其核心是还原论、线性、平衡与分析，仅能涵盖自然世界的一部分。
单摆与双体引力系统或许足够简单，能够被精确求解；或是结构足够规整、类机器化，可被拆解为独立组件进行分析。但当单摆受到过大的初始力，或是第三个天体加入引力系统时，这些方法就会失效，系统实际上变得不可预测，进入了数学家所说的“混沌”领域。
新自由主义不仅缩减了国家职能，更重新定义了国家的根本目的。
研究复杂系统的学者们正日益壮大，在他们看来，混沌与复杂并非例外，而是常态。现实并非一台机器，而是一张由互动编织的网络，其中的智慧与秩序自下而上自然涌现。他们指出：单只蚂蚁是简单的生物，但蚁群能形成拥有惊人复杂行为的共同体；其效率远超自上而下的协调机制[13]。大自然似乎始终在运行一套去中心化的系统。
数字技术让这些理念得以落地实践。有机隐喻逐渐取代了机械隐喻。程序员不再执着于设计封闭且全面的系统，而是学会构建能够自主进化的系统。那个时代最引人入胜的计算实验——人工生命、元胞自动机，以及“生命游戏”之类的模拟——并未通过指令创造秩序，而是通过互动催生秩序[14][15]。我们在此目睹了一种新认识论的诞生，它不再将世界视为结构化网格，而是看作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维基百科、Linux和开源社区似乎普遍印证了这一愿景：社会协调无需依赖层级结构。网络已取代机器，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隐喻。我们不再是机器中的齿轮，而是群体中的飞鸟。
曾有一刻，数字化似乎为市场与国家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通过维基百科或早期“沙发客”等在线实验，无领导、非货币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得以实现。社会运动拥抱其工具，设想出超越代议制民主低效官僚体系的新型集体决策模式。理论家提出“共享经济”、“基于公共资源的对等生产”等理念，认为数字技术能催生一个更合作、更去中心化的世界[16][17]。2000年代涌现的平台，如脸书、优步、爱彼迎等，最初也以这一梦想的实现者自居：它们打破壁垒、绕过守门人，创造了无缝衔接的对等互动。群体与蜂群，似乎将取代国家与企业。
但权力从未如此轻易地被取代。平台与风险投资家很快发现，数字技术反而为其提供了新型权力与控制工具。它们通过构建约束和塑造互动动态的基础设施，实现对社会的规训。数字界面与算法并不依靠强制或命令引导用户，不像福特主义工厂中典型的科学管理，而是通过助推、劝诱与激励达成目的。正如支配蚂蚁互动的规则塑造了它们的集体智慧，进而使其能够建造复杂基础设施[18]；如今的平台通过设计并调整互动规则，最大化用户参与度、广告收入与数据提取。曾对工业现代性构成威胁的集体智慧与涌现性，如今却成了企业权力的养料。
数字平台非但没有消除中间商，反而自身成为了中间商，只不过其控制形式更加隐蔽且无孔不入。曾经看似去中心化的表象下，实则浮现出一种新的中介结构，它将市场的触角延伸至人类生活日益私密的角落。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承诺，最终凝结为一种监控与商品化的架构。
平台带来的不仅是商品化范围的扩张，它们更标志着一种新型权力的崛起：这些平台揭示了去中心化与自下而上的系统，如何在矛盾中沦为控制手段。工业时代的权力依赖压制与强制，而平台权力却鼓励我们积极参与并行使能动性，最终使我们“自愿”成为操控自身行为、偏好与机会的系统的共谋者。
在工业现代性中，个体性曾被视为对同质化与服从的威胁；而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了一种可被引导的资源，被用来驱动创新与实施控制。数十亿使用Facebook或Instagram满足自身创意、跨界与日常需求的人，通过为平台提供内容和投入时间，巩固了社交媒体企业的权力。
最近，群体动态的武器化开始呈现出更明确的政治转向。在埃隆·马斯克看来，他的平台X可以被“视作一个集体性的控制论超级智能”，毕竟“它由数十亿次双向互动构成”[19]。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与蚁群不同的是，X确实有一个所有者：他既拥有对平台的监督权，也有能力调整算法和参数，从而塑造出符合其预期的“群体动态”[20]。
这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转变，更是认知层面的革新。传统治理建立在人口普查数据与静态分类体系之上，依赖“分割-管控”逻辑：人口被分类、统计与规训。数字治理的运作逻辑截然不同，它不强行施加固定的网格框架，而是通过识别模式、聚类与趋势，以助推而非指令的方式引导个体；它的规训手段不是直接干预，而是通过对“流动”的微妙调节以实现规范，比如塑造消费行为、筛选新闻内容、排序信息的可见性等。工厂将工人组织为纪律严明的轮班制；平台则将他们纳入流动的、持续适配的供应链网络。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内容创作者，所有这些群体都被一张由反馈循环、评分机制与自动化激励构成的无形网络所支配。
如果说工业现代性的盲点在于其对复杂性的抹除，那么数字现代性的盲点则是对不平等的自然化。
这种控制方式的转变，反映了一种更深层的社会概念化方式的转型。如果说工业世界曾被以机械视角理解：输入与输出系统、齿轮与引擎。那么如今的数字世界则被理解为有机的网络、互联网络与生态系统。
治理已不再是如何强制维持稳定，而是如何引导适应。从亚马逊到TikTok，数字时代的主导机构通过搭建平台，让特定社会模式在用户互动中自然浮现来塑造用户行为。一条TikTok视频走红，不是因为编辑挑选；它之所以传播，是因为算法从用户行为中学习，放大某些趋势的同时埋没其他趋势。权力的运作不再依赖指令，而是依靠设计。
与所有范式一样，这种认知方式既有所揭示，也有其局限。如果说工业现代性的盲点在于对复杂性的抹除，那么数字现代性的盲点则是对不平等的自然化。自发性组织尽管承载着诸多承诺，却无法确保公平；网络本身并非天生民主。那些促成群体动态的结构，也为巩固前所未有的权力提供了条件。少数基本不受监管的平台，塑造了文化、社会生活与经济交换发生的条件。
在这一模式下，控制并非通过直接强制实现，而是通过环境结构化地施加。平台不会强迫用户参与，却能提高某些行为的发生概率、增加某些选择的可及性，并让某些注意力模式更具收益。这正是算法信息流、个性化广告与游戏化社交契约的运行逻辑：它们不依赖命令，而是通过暗示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权力被认知的根本条件被彻底重塑。
数字时代的强盗资本家与寡头，拥有塑造控制注意力和数据流动的基础设施的能力，这就是他们的权力来源。
这与国家的早期治理形式有着根本区别。工业现代国家曾试图通过人口学与统计技术“看清”其人口，以实施管理。因此，其对分类、可识别性及事物可测量性抱有执念。而数字现代性的权力无需以同样的方式“看清”个体；相反，它检测行为模式、互动集群及可引导而非命令的趋势。它在清晰性上的损失，换来了灵活性上的收益。它不将现实强行套入僵化的统计模型，而是实时响应，并根据数据流自我调整。
若说工业国家的失败在于其试图将人与自然强行塞入僵化的网格框架，那么数字权力的失败或许在于其试图将世界刻画为一系列动态模式的集合。网络与集群的隐喻，与前工业时代“同质化网格”的隐喻一样，同样片面且不完整。
正如工业现代性曾将自己的设计印记强加于世界，试图使其契合自身对网格与统一性的片面愿景；数字权力也终将留下它的印记，即重塑我们的工作方式、治理方式与自我认知。每种治理逻辑都有其盲点，任何强加秩序于世界的尝试都会催生新的混乱形式。问题不在于数字现代性中掌权者能否成功实现其愿景，而在于其终将失效的模型以及必然存在遗漏的缝隙中，将会涌现出什么。
04
数字现代性的政治
我们所经历的不仅是一场氛围转变，更是一场缓慢而剧烈的新现代性的降临。一种数字现代性。
但现代性并非铁板一块。它碎片化、易变、充满争议，既是变革的场域，也是斗争的阵地。若以过去的现代性为鉴，答案不会由理论决定，而是由实践书写。我们用来描述数字现代性的隐喻，将塑造我们驾驭它的方式。正如工业现代性的隐喻曾塑造工厂主、官僚与革命者的梦想与设计。
工业现代性在消退之余，留下了一笔人类共同的遗产——对自上而下权力的普遍怀疑：无论是机构、官僚体系，还是一切形式的授权，都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左翼与右翼虽构想出不同的未来图景，却在不信任“来自上层的掌控”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目标[21]。对右翼而言，这种怀疑转化为对市场逻辑的接纳；对左翼而言，它催生了一种由简·雅各布斯、拉尔夫·纳德、蕾切尔·卡森等人塑造的政治理念——这些人是地方社区与生态系统的捍卫者、反对权力过度集中的批评者，也是分权与法律约束的倡导者。
数字时代的强盗资本家与寡头，拥有塑造控制注意力和数据流动的基础设施的能力，这就是他们的权力来源。
数字技术并未发明这些倾向；它只是为其注入了加速剂。在左翼阵营，数字技术承诺带来更亲切、水平化的交流模式——摆脱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束缚。在右翼阵营，它为自由市场神话注入了新活力：平台开始承担起原本由公共机构负责的任务，从监管、协调到建设基础设施，无所不包。
但对机构的怀疑所重塑的远不止政策，它还重塑了政治本身。后工业左翼对等级制度深怀疑虑，逐渐回避代表制与组织化运作；右翼同样鄙视传统权威，却拥有一道“减压阀”：他们更愿团结在有魅力的强人背后。而左翼因缺乏这样的机制，始终难以将自身能量转化为实际权力，也难以将理想沉淀为持久的制度结构。
数字文化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反体制的本能反应。对官僚制深感失望的左翼，被“无摩擦动员”的魅力所吸引。既然一个标签就能召集数千人，何必忍受组织工作的繁琐？既然能如鸟群般无需领袖地自由而美丽地行动，又何必妥协个性？即便左翼偶尔支持公共机构，这份支持也显得冷淡，它早已脱离了曾经构建并捍卫这些机构的传统。问题远不止于政策层面：当一种政治想象将民主等同于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涌现时，它便无法支撑长期集体行动所需的情感、资金与政治投入。
我们对解放的想象，仍困在工业现代性的隐喻框架里。压迫依旧被想象为一种外来的、机械的、强加的力量；而自由，则被视作有机的、自发生长的存在。但在数字权力面前，这些隐喻纷纷失效，相较于揭示我们生活的世界与渴望改变的可能世界，它们更多是在掩盖真相。
数字现代性的威权主义不再以无面目的官僚制为面具，而是通过无面目的集体性运作。其指令并非以法令形式下达，而是作为设计选择；其暴政体现在助推的微妙、通知的轰炸与算法的操控中。群体取代了结构；信息流取代了计划。
若民主要延续，就必须被重新构想。它不应是退回到地方或去中心化的怀抱，而应是我们集体能力的重新觉醒：有意识且大规模地塑造社会的能力。我们必须重新发现那些能增强而非削弱集体力量的组织形式。正如社会学家鲁哈·本杰明所言，抵抗是不够的[22]。我们需要创造。如今，大量技术与财政资源被投入到人工智能奇点、火星殖民等投机性目标中；这些资源本可转向更紧迫的尘世问题：住房短缺、经济不稳定、日常生活的隐性危机。
以马斯克为典型的数字现代性的“大祭司”设想了一个这样的世界：集体财富服务于精英的野心，而我们其余人则沦为反应式的群体：或许聪明，却无方向、无梦想。批判数字现代性的隐喻，本质上是在重新确立协调与集体行动的意义，它不是妥协，而是一场充满想象力的团结。
原文链接：
https://www.noemamag.com/the-ascendance-of-algorithmic-tyranny/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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