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尼采写道：上帝已死。这句话有三层含义：一是预示着建立在上帝身上的价值观失去了权威性；二是意味着人类必须为自己负责；三是代表着旧时代的终结，也是价值重估的必要前提。
2026年，阿根廷总统、奥派学者米莱在达沃斯论坛上宣布：马基雅维利已死。米莱是什么意思？
马基雅维利的标签，不是简单的文艺复兴思想家，而是一种权力意志，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社会范式。在西方，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东方，称之为商鞅主义。
马基雅维利主义在社会范式上，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国家垄断经济，所谓国强民弱，集中资源办大事；二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所谓的美好愿景，可以牺牲现实的个体。
1513年，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写道：君主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坏事，并且知道结合实际情况决定做不做。这个论断，被一些人誉为圣经。从此之后，公共事务的管理被赋予了一种工具理性的冷酷。他们高举目的的大旗，不择手段，他们常用的话术是：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他们高举效率的大旗，不讲道德，他们常用的策略是：集中资源办大事。比如20世纪的许多国家，失败之处恰恰在于为了所谓的大善，牺牲了手段的道德性，为了所谓的宏大愿景，牺牲了底层人的口粮。
马基雅维利的核心在于：君主成功的标准，不再是道德的正当性，而是权力的巩固与国家的强大。在他的理论中，为了巩固权力、实现统治效率，可以抛弃法治、自由、公正等等一切美德，甚至还要懂得怎样变坏。高举国家利益，便可以践踏人权、掠夺财产，这样就可以快速实现秩序管控。这种只重结果、不问是非的逻辑，或许可以达成短暂的目标，但长期必然走向自我毁灭。
马基雅维利的核心谬误在于，它构建了一个虚假两难，也就是人们必须在平等与自由、效率与道德、集体与个体之间做出抉择，要平等就不能要自由，要效率就不能要道德，要集体就不能要个体。这种虚假的两难困境，扭曲了人们的思维认知，将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权力与正义置于了不可调和的对抗之中。但米莱的演讲，却挑战了这一假设，他认为，这种冲突本身就是一种认知谬误。
米莱援引奥地利学派第五代掌门人罗斯巴德的论述指出：道德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关键。这一观点彻底颠覆了马基雅维利的逻辑，不是道德阻碍效率，而是道德孕育效率。
自然法为奥派的观点提供了根本支撑，自然法是根植于人类本性的永恒法则，它规定了生命、自由、财产等不可剥夺的权利。当实证法与自然法相契合，当法律保护这些权利时，公正的制度便会激发个体的创造力，进而催生可持续的效率。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效率：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合法利益的同时，通过自愿交换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从道德角度看，企业家对其创造价值的占有权是自然法的直接推论。如果发现者不能收获发现的果实，如果创新者不能获得创新的回报，如果劳动者不能得到应有的报酬，那么人类最宝贵的创造力就会被抑制。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极端低效的。
资本主义的形态有很多，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等等，为什么只有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才值得捍卫，不仅因为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更是因为它是最符合人类尊严的社会安排。它的优势，正是源于其道德的正当性；若失去道德的根基，再高的效率也只是沙上建塔。马基雅维利主义将道德与效率对立，本质上是对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无知。
比如委内瑞拉，是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它无视财产权，肆意干预市场，用短期的福利承诺换取忠诚和支持，看似短期内解决了贫富差距，实则摧毁了企业家精神与经济活力。最终，GDP暴跌80%，民不聊生。而所谓的平等，沦为了民粹的口号，所谓的效率，彻底荡然无存。
托克维尔指出，美国的繁荣，并非只源于制度设计的精巧，更源于其深厚的民情土壤：清教徒的道德观，对自由的敬畏，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这种文明基因，让美国在两百多年间虽历经动荡却始终保持活力。
但坏消息是，如今的西方，干预主义、觉醒主义等等思潮沉渣泛起，西方似乎重新陷入了马基雅维利的功利困境。好消息是，美洲正在复兴自由思想，这可能是西方文明自我纠错的前奏。
所以米莱高喊：马基雅维利已死。他也包含三层意思：一是预示着马基雅维利代表的社会范式失去了合法性；二是意味着人类需要重新为自己的价值创造负责；三是代表着君主时代的终结，也是自由回归的必要前提。
马基雅维利已死，不是对这位文艺复兴思想家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一种社会范式的彻底决裂。自由万岁——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人类精神最深刻的表达。
不过，无论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幽灵在西方，还是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东方，它们从来不会真正死去，有的只是暂时的退潮，只需要一次危机，只要一次，它们就会死而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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