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一个颇为陌生的名字突然频繁出现在新闻和自媒体推送中：尼帕病毒。
“病死率高达75%”“没有特效药”“印度出现暴发”……这些充满威胁意味的标题迅速占据了公众视野。经历过新冠大流行，这类信息极易触发人们心底尚未完全消退的焦虑。
但如果我们跳出标题本身，回到病毒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尼帕病毒和新冠疫情前后多次被渲染成“末日威胁”的那些病原体一样，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可怕。
趋于恐吓的传染病信息环境
三年多的新冠大流行，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重塑了公众对传染病的感知方式。
如今，人们对传染病的关注远超以往。这种关注并不总是出于理性的风险评估，即便是已经对疫情新闻感到疲惫的人，也往往会不自觉地在相关信息前多停留几秒。毕竟，人是社会性动物，当一种话题在舆论场中被反复讨论，从众几乎是本能反应。
在算法推荐与流量逻辑主导的信息环境中，为公众提供内容的媒体，无论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也更容易被裹挟着向“爆款叙事”靠拢。
如果把时间拨回十几二十年前，尼帕病毒这样的新闻，可能只是在新闻联播末尾被简单提及一句：“某国出现病例，周边国家加强防控”。
而今天，同样的病毒会以刷屏的密度反复出现，每一条推送都在反复试探怎样才能抓住你有限的注意力。
“高病死率”“无药可治”“无疫苗”，这些关键词在注意力竞争中自然胜出。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传染病信息也被逐步塑造成一种近似好莱坞末日片的叙事风格。
图注：巴基斯坦男子刷新闻关注尼帕病毒疫情
被包装成“新病毒”的老面孔
尼帕病毒并不是近年来第一个被恐怖标题反复推送的病毒。猴痘、多个新冠变异株，都曾扮演过类似角色。这些炒作背后却有一个略显尴尬的事实：这些所谓的“恐怖病原体”，几乎都不是人类刚刚发现的全新病毒。
传染病领域有个专业术语，“新兴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这个概念本身极容易引发误解，仿佛意味着“过去完全未知、突然出现的致命病毒”，也因此成为各种病原体被包装成“新病毒”的重灾区。
尼帕病毒、此前的猴痘病毒，都被归入新兴传染病，但它们恰恰也是“新兴并不等于新”的典型案例。
严格来说，新兴传染病是指过去20年内被人类鉴别出来的传染病，或是发现时间更久，但时隔多年，在一些地方重新出现或在一个新的地方出现的传染病。
例如猴痘，这种病毒早在1970年就被发现，2022年时，是在过去极少有本土病例的地方出现社区传播，成为新兴传染病引发疫情。
有时候新兴传染病的时间定义也较为宽泛，例如当下引发热议的尼帕病毒，最早被人类发现是1998-1999年的马来西亚尼帕疫情，如今算来已经超过20年。可由于这种病毒多年来一直以偶尔从野生动物外溢感染人的方式引发小规模疫情，符合大部分新兴传染病的起源模式，还是被习惯性地归入到新兴传染病。
现实中，真正完全未知、同时又具备足够传播能力和致病能力、能够显著冲击人类社会的全新病毒，其实是极其罕见的小概率事件。
而对于那些已经被人类追踪研究了二三十年的病毒，无论病死率多高、是否缺乏特效治疗手段，我们往往都已对其传播方式、风险边界和应对手段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
对普通公众而言，或许有一点值得记住：如果一个病原体在出现二三十年后，依然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引发疫情，那么它本身大概率存在难以突破的传播限制。
尼帕病毒这种新兴传染病的局限
尼帕病毒正是一个被自己限制住的新兴传染病。感染尼帕病毒后的潜伏期一般为4-14天，但最长可达45天。感染者可能无症状，也可能表现出发热、头痛、咽喉痛、呼吸困难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症。但尼帕病毒更可怕的是能引发致命脑炎，这类重症患者往往在24-48小时内就会进展为昏迷。尼帕感染出现致命脑炎的风险很大，导致它的病死率非常高，世界卫生组织根据过去暴发的疫情，总结为40%-75%。现在也没有验证有效的治疗药物或药物。
但从1998年第一次出现到现在，尼帕病毒感染都局限在东南亚、南亚一带。而且除了第一次尼帕疫情发生在马来西亚后来波及新加坡，此后除了2014年菲律宾出现过一次事后研究发现可能是尼帕或尼帕近似病毒感染的暴发外，所有尼帕感染均发生在印度和孟加拉国。甚至在这两个国度，尼帕疫情也高度集中：2001-2011年，几乎每年都出现在孟加拉国或与孟加拉国接壤的印度西孟加拉邦——西孟加拉邦也是这次疫情的暴发地；2018-2024年，几乎每年都出现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
显著的地理局限性指向了一个核心事实：作为一种人兽共患病，尼帕病毒的传播高度依赖其自然宿主，狐蝠属果蝠。
图注：引发本轮尼帕病毒疫情的印度果蝠
这是因为迄今，尼帕病毒只能稳定存在于这些果蝠身上，形成稳定的病毒库。人或其它动物通过接触蝙蝠的排泄物或唾液等体液，发生感染。一旦脱离这些蝙蝠种群，该病毒在其他物种尤其是在人群中的传播能力会急剧下降。综合现有研究，尼帕病毒的基础再生数（R₀）被认为低于1，即无法在人群中持续传播。
这也意味着，尼帕病毒的分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狐蝠的分布，以及当地是否存在稳定的病毒自然库。只有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地区，才会出现持续的外溢风险。
当然，尼帕病毒并非完全不能人传人。本次印度确诊的2名感染者均为医护人员，感染几乎可以确定发生在照护患者过程中。但这种局限于照护者中的人传人在过去也反复出现，恰恰说明尼帕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力很弱，通常需要近距离、密切接触才可能发生。
正是这些限制因素，使得尼帕病毒虽然在南亚部分地区反复外溢，却始终无法形成持续传播。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中国南方也有狐蝠分布，但从未发现携带尼帕病毒的证据。
即便是前往印度、甚至前往疫情暴发地区的人，由于我们已对这种病毒有近30年的认识，也完全知道如何规避风险。
例如，南亚地区的多起感染，与饮用在采集过程中被狐蝠唾液或排泄物污染的生椰枣汁，或食用被狐蝠啃咬过的水果有关。只要避免生椰枣汁、注意水果是否有动物咬痕并做好清洗，就能大幅降低感染风险。
图注：孟加拉国达卡郊区，一只蝙蝠坐在树上喝生枣汁，拍摄于2024年
当一种病毒的感染风险几乎为零时，即便它“病死率高达75%”，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什么样的新病毒真正值得关注？
虽说尼帕病毒这类包装出来的“新病毒”不值得担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世界难免会出现下一个冲击我们生活的新传染病。
如何鉴别真正值得关注的新病毒呢？
首先一条就是真的新。例如在1998-1999年尼帕病毒首次出现在马来西亚引发疫情时，是以一种神秘脑炎的形式出现，最初马来西亚卫生部门以为是乙型脑炎，紧急加强乙型脑炎疫苗后发现无效，最终才找到真凶尼帕病毒。这种过去未知的全新病毒，虽然大部分时候也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疫情，但却是真实的未知数，引入了未知风险。
第二条是看病毒的传播途径是否被剖析清楚。还是以尼帕病毒为例，该病毒历史上唯一一次确认的跨国境传播就是在1998-1999年的马来西亚疫情。在病原体未被鉴别出来时，人们不知道患者是接触了感染病毒的猪患病，新加坡因从马来西亚进口猪，出现了屠宰场工作人员感染。
当传播途径不清时，风险自然难以防范；一旦传播链条被厘清，如果主要依赖野生动物外溢或极为密切的接触，其扩散潜力往往有限。即便是传播力较强的呼吸道病原体，在传播方式明确后，也更有利于采取有效应对。
别忘记被病毒影响的人
或许，比关注“病毒”本身更重要的，是关注那些真正被病毒冲击的人。
包括尼帕病毒在内，许多新兴传染病都发生在离我们极为遥远的地方，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交界的边缘地带。
这使得感染者在叙事中往往被高度抽象化：他们只是病死率计算中的一个数字，或被简化为“卫生习惯落后”的背景板。
但感染病毒从来不是这些人的全部身份。他们同样有自己的生活、社会关系和文化习俗。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出现在了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或者只是没能及时获得一点本可改变结局的传染病信息。
更全面地看见“人”，本身也是控制传染病的重要一环。
在所有尼帕病毒疫情中，波及最广、后果最严重的，正是1998—1999年的马来西亚养猪场事件。在病原体尚未确认、政府管制措施带来生计压力的背景下，一些养猪从业者将生猪转售到其他地区，最终导致疫情扩散，至少265人感染，105人死亡。
这场悲剧提醒我们：真正的风险，往往并不只来自病毒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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