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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现场调查:搜索改变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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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人类都依赖彼此记忆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现在,互联网搜索正在改变我们感知和记忆周围世界的方式。

传统记忆方式:依赖他人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会将大脑的工作分摊给他人。每当面对新的信息,我们只会记住其中的某些东西,而自动将记忆其他事实与概念的任务,分摊给群体的其他成员。当我们记不起某人的名字,或者不知该如何修理一台坏掉的机器时,只要向负责记忆这些信息的人求助就好。如果你的电脑出了问题,你会给“技术宅”朋友打电话。记不得《霸王别姬》的主演是谁?问问“电影控”朋友就行。任何社会单位——小到一对夫妇,大到跨国公司的会计部门,都会将记忆人、事、物的琐细任务分派到不同成员的头上。在上述几个事例里,我们不仅知道自己脑海中储存的信息,也“知道”其他同伴负责记忆的信息。

这种分配模式避免了毫无意义的重复劳动,还能扩大一个群体总的记忆容量。当我们将记忆某类信息的任务托付于他人,自己原本负责这部分记忆的认知资源就得到了解放。作为交换,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加深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比起各自为战,群体成员对信息负荷的相互分担,使得每一个个体都能获得更广泛、更深入的知识。记忆的分配将一个群体维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从整个群体的“知识库”中提取信息,那么任何一个个体都不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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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赖于所谓的“交互记忆系统”,这种分担信息的趋势,在一个“面对面互动”的世界里发展起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类大脑代表了信息储存能力的巅峰。然而,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曾经“火力全开”人类大脑已在竞争中落败。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信息都能通过互联网搜索得到。我们的研究认为,人类已差不多将互联网,当作了交互记忆系统中的人类伙伴。我们像拜托家人、朋友、爱人时一样,将记忆交给了“云”。然而,互联网却不同于人类交互记忆系统中的拍档——它知道得更多,制造信息的速度更快。互联网不仅可能取代了“他人”这种外援式的记忆资源,也取代了我们本身的认知官能。互联网不仅消除了我们与同伴分享信息的需要,也瓦解了要把即时习得的重要信息,存储进生物式记忆系统的冲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谷歌效应”(Googl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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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记忆“小伙伴”

我们最近的一项实验,显示了互联网已在多大程度上将朋友或家人取代,分担我们的日常记忆任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贝其•斯帕罗(Betsy Sparrow)、当时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珍妮·刘(Jenny Liu)和本文作者之一韦格纳,让受试者将40个好记的简单事实(例如“鸵鸟的眼睛比脑大”)输入电脑。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会被告知电脑会储存他们的工作,而另外一组则得知这些句子将被删除。此外,不论电脑是否会储存信息,每一组都有半数的成员被要求记住这些句子。

我们发现,那些相信电脑已经保存了信息的受试者,记忆句子的效果更差一些。他们似乎把电脑当做了我们几十年前就开始研究的“交互记忆拍档”,习惯性将信息交付给电脑,而非自己的大脑。令人惊讶的是,即便研究人员明确要求受试者记住相关信息,这种趋势也依然存在。似乎只要有“网络伙伴”在,人们将记忆负荷交给数字设备的愿望就会无比强烈,以致于无法将细微的事情“刻进”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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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另一项实验,是研究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求助于互联网的快慢程度。为了探索这个问题,我们采用了心理学家称为“斯普鲁特任务”(Stroop task)的方法,让受试者查看一系列颜色不同的单词,并在忽略单词意思的前提下,识别单词本身显示的物理颜色。通过测量受试者的反应速度,我们可以判断每个单词吸引受试者注意力的程度。如果他们对某个单词的反应较慢,我们就可以假设,这个单词的含义与他们正在思考的东西有关。比如,一个24小时没有进食的人,认出一个代表食物意思的单词的颜色的速度,就比一个已经吃饱了的人更慢一些。与食物有关的单词,与受试者当前的需求息息相关,所以他很难忽略这些单词的意思,作出反应的时间也就更长。

在我们的实验里,受试者需要完成两项斯特鲁普任务:一个任务是在回答简单的细节问题后进行,另一个则在回答困难的细节问题后进行。斯特鲁普任务里的单词,要么与互联网相关,比如红色的“谷歌”(Google),或蓝色的“雅虎”(Yahoo);要么就是普通的品牌名称,比如黄色的“耐克”(Nike)或绿色的“塔吉特”(Target)。

我们发现,回答困难的细节问题——即受试者无法独立回答的问题(比如“是否每个国家的国旗都至少有两种颜色?”),对他们之后识别颜色的反应时间,存在显著的影响。与一般的品牌单词相比,人们在识别与互联网相关的单词的颜色时,花费的时间更长。这表明,当我们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时,“上网”的冲动,会很快进入我们的脑海。显然,当有人要求我们提供自己不知道的信息时,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互联网”这个无所不知的“朋友”。只需手指简单地一点,或者发一条毫不费力的语音指令,它就能告诉你想要的信息。将记忆多种信息的任务转交给互联网,或许意味着我们已经用无所不知的数字云端,替换了交互记忆系统的其他拍档——朋友、家人,还有其他人类专家。

网络搜索改变大脑

从朋友和熟人组成的交互性社会网络,到数字化的云端,我们分派记忆的对象发生了改变。从很多方面来讲,这都符合常理。散落于互联网上的海量字节,与储存在一个朋友大脑中的信息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互联网将信息储存起来,并能根据问题从中检索答案;它甚至还能以出人意料的人性化方式与我们互动——使用过Siri的人一定知道这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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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不同于我们之前遇到过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它总是存在,永远处于“开启”状态,几乎无所不知。智能手机能够获取的信息,远多于任何一个人所能记忆的信息。很多时候,手机甚至于大于一整个群体所存储的信息量。它总是在更新,除非“断电”,它绝不会记错,或者忘记信息,而我们的大脑却经常出现这些问题。

互联网的惊人效率,与传统的信息搜索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若要向朋友咨询问题,我们一般要先知道他们的行踪,并在心里暗自祈祷,他们知道我们想要的信息,还要等他们磨磨蹭蹭地一边清嗓子,一边在头脑里搜寻答案。同样,若想从书籍里查询信息,你需要先开车到图书馆,然后在分类卡片里慢慢摸索,接着在书架间来回穿梭,然后才能找到想要的材料。从熟人或参考书中寻找信息的方式,强化了我们对外部信息资源的依赖性。

然而,谷歌和维基百科改变了这一切。当我们的“密友”变成了互联网,个人的内部记忆(存储在大脑里)和外部记忆(以前是朋友,现在则是互联网)的差别,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智能手机从互联网提取信息的速度,有时比我们从记忆中提取信息还要快。在智能手机上搜索信息的即时性,或许已经开始让个体记忆与互联网上海量数字信息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最近,我们在哈佛大学开展的一项实验,测试了人们将互联网整合进我们对自己的主观感觉的程度。为了进行这一研究,我们想要再次确认,人们在遇到细节性问题时,向搜索引擎求帮的倾向性到底有多强。在实验之前,我们编制了一个量表,可用于测量人们如何评价自己的记忆力。在量表中选择“我很聪明”或“我记性很好”,可以代表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自尊”(cognitive self-esteem)是健康的。

我们将受试者分为两组,请他们回答一系列细节性问题。我们允许其中一组使用谷歌,而另一组必须自食其力。回答问题后,我们用量表对他们进行测试。使用互联网搜索答案的一组,明显表现出了更高的“认知自尊”。令人惊讶的是,即使他们的回答完全来自互联网,人们似乎也认为,给出答案的是自己的大脑,而非谷歌。

为了确保这些人所拥有的“智力优越感”,并不只因为他们在谷歌的帮助下答对了更多题目,我们又做了一个相似的实验。我们对那些没有使用搜索引擎的人,给出了错误的反馈,让他们误信自己差不多答对了所有问题。当两组受试者自以为答对了相同数量的题目时,那些使用了互联网的受试者依然觉得自己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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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暗示,我们被谷歌拉高的“认知自尊”,并不只源于“回答正确”时所带来的积极反馈。搜索这一行为本身,使人们将“谷歌”看做了他们“认知工具箱”的一份子。在他们看来,一次搜索的结果,并不同于从网页上获取了一个日期或名字,而是受试者自己的记忆产生的一个“成果”。他们完全将谷歌算法的产物,当做了自己“知道”的东西。将记忆任务分摊给谷歌和我们的大脑灰质,产生了有些讽刺意味的的心理学效应:所谓“信息时代”的出现似乎造就了一代人,他们自认比以往的任何人都懂得更多,但事实上,对谷歌的依赖,却恰恰说明他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少之又少。

然而,在我们成为“互联脑”(inter-mind)一部分的同时,也会发展出不再依赖于大脑记忆的新型智力形式。当我们从记忆日常事实的需求中得到解放,便可动用空余出来的这部分脑力资源做其他事情,实现个人雄心。这种进化之中的“互联脑”,或许可以将人类个体的创造力与互联网上丰沛的知识结合到一起,使我们有能力突破一些创造困境。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据传输的发展将人脑与机器的界限模糊化,我们或许可以超越一些由认知缺陷造成的思维和记忆短板。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陷入失去自我的危机,相反,我们不仅与其他人类拍档建立了交互记忆系统里的合作关系,更与互联网这个前所未有的强大信息资源建立了联系——我们只是将自我融入了一个更伟大的事物之中。

(本文作者:丹尼尔•M•韦格纳(Daniel M.Wegner),其为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本文译者:邹璐;编者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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