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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氓狂欢与世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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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智本社
来自:中产先生


 


他们跟风、盲从、焦虑、易怒、狂热、纵欲,拒绝思考及放纵暴力,缺乏独立意识与思辨能力,在追求“集体灵魂”中迷失,在追逐公共利益中窃取私利(《群氓心理学》,古斯塔夫·勒庞)。

要命的是,“深谙其道的演说家在面对群氓的演说中常常利用这些特征”。

他们常假以“公共利益”之名,借群氓非理性之势,行私人野心与目的之实。他们给群氓提供的思想配方往往是国家、领袖、意志、暴力和强权至上论,以及“strength through unity”(法西斯最原始的口号)。

他们还假以自由之名,在广场上以极度夸张及渲染的表演方式摇旗呐喊、混淆视听,行浑水摸鱼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罗兰夫人也被送上断头台,在临行前她说出了那句震惊世人的话:“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梁启超译)。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写道:他们既“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蹉的卖身勾当”。

百年之前,勒庞将欧洲近代狂热、无序、非理性的运动及人群概括为“群氓”,并感叹:“群氓的行为更易受到骨髓的影响而非大脑的影响”。

此后,这股洪流愈演愈烈,最终酝酿了一场人类史上空前的浩劫以及弥漫半个地球的思想瘟疫。

历史上,广场上人的郁燥与广场背后人的窃喜,折射了人类最无知与阴暗的一面。

话说“天不生牛顿,万古如长夜”。然而,牛顿之后的高斯、爱因斯坦、斯密、洛克、哈耶克、勒庞、笛卡尔以及血淋淋的历史教训,都难以敲开群氓灵魂之门。群氓的行为与财富、学历、知识无关,只与理性训练、敬畏之心及教养修养有关。

如今,广场上的人化身为网络上的“侠”与“精”,制造了自媒体时代的群氓狂欢,被用于“多数人之暴政”而不自知,扭曲了市场与人性,遮蔽了理性之光与世界真相。

本文从思想市场、私人契约与制度经济此经济社会三大基石,试图以探寻规律、剖析人性之方式正本清源:财富是如何创造的,经济是如何增长的,社会是如何进步的,人类大规模协作是如何构建的,以及全球化时代人类是如何共处的。

本文逻辑:

一、思想市场:社会正循环演进之根基

二、私人契约:人类大规模协作之根基

三、制度经济:经济全球化共生之根基

(正文1.3万字,阅读时间约40分钟,请耐心阅读,亦可先分享或收藏)

01、思想市场:社会正循环演进之根基

公元八、九、十世纪,众多虔诚的朝圣者,带着狂喜之心,经过长途跋涉,无惧路途之艰险,源源不断地涌入圣地耶路撒冷。

1009年,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哈基姆获得了耶路撒冷的控制权,他下令摧毁了圣墓教堂内的所有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同时,封堵了基督教徒朝圣的道路,向每个朝圣者收取一个金币。大量无力支付“买路钱”的朝圣者被滞留在城门之外。

当时,朝圣者人数正值高峰。所有朝圣者心中有一个寄托:十世纪,根据《启示录》中的千年走到了尽头,世界末日将降临,届时耶稣会在耶路撒冷现身,评判人类。

随着时间迫近,那些虔诚的朝圣者、盲目的或有罪之人,日益焦虑,陷入恐慌,他们抛下自己的家园、亲人与工作,蜂拥到圣城等待耶稣的降临。耶路撒冷城内城外人潮涌动、水泄不通。此时的圣城执政官土耳其人大为恼火,他们肆意盘剥、虐待、殴打朝圣者。

这时,一个叫彼得的政治投机分子出现了。他在意大利以极其浮夸的方式表达了朝圣者在圣城的遭遇。他的渲染、鼓噪成功激起了基督徒的愤怒与冲动。1095年,彼得在皮亚琴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乘机向神职人员散布所谓的来自君士但丁堡密使的军事机密:土耳其人正准备征服整个欧洲。

接着,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了圣战宣言:“愿为我牺牲生命的,定得到生命。”信徒们群情激昂、摩拳擦掌,齐声高喊:“神之旨意!神之旨意!”

在之后的将近200年间,胸前和臂上都佩戴“十”字标记的“耶稣基督的军队”,号称“十字军”疯狂发起东征。这场旷日持久的圣战,从最初的“解放圣城”演化成为一场被政治、利益及宗教裹挟的大劫掠。“十字军远征聚合了当时的三大时代热潮:宗教、战争和贪欲”(《欧洲中世纪史》,本内特)。

当时,社会从上到下,都乐于加入或煽动这场战争:国王与教会透过政策,贵族凭借其内心的不安与征服的乐趣,平民依靠宗教热诚与两世纪以来不断被洗脑的虔诚。

19世纪苏格兰著名法学家查尔斯·麦凯在其《异常流行幻象与群众疯狂》中指出:

“每个时代皆有其特殊的愚行,有些出于贪婪之心,或是由于追求刺激,亦或纯粹是模仿的本性,深植人性并鼓舞着大众。若不是,也总会出现政治或宗教方面的狂热。”

“十字军不过是一群无知且野蛮的乌合之众,受偏执妄念的鼓舞,杀出一片布满泪水与鲜血的悲剧。另一方面,浪漫的文学却以其闪耀且热切的语调,赞颂着十字军的虔诚与英雄主义,歌颂他们如何为自己赢得荣耀,彰显基督。”【1】

倘若欧洲一直处在宗教控制的中世纪时代,定然无法萌生自由市场。十字军东征这场漫长的浩劫,很大程度上反噬了教会势力。

下来的14世纪,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鼠疫),以另一种极度残暴的方式再度摧毁了欧洲。

历史学家估计,这次黑死病大约造成2400万人死亡,约占欧洲和西亚人口的四分之一。意大利诗人乔万尼·薄伽丘的故乡佛罗伦萨是重灾区,他在其著名的《十日谈》惊呼:“天主对人类残酷到了极点!”

这场黑死病极大地打击了天主教势力。很多人开始不再相信祈祷能够治愈,不在教会医院等死,而是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

1315年左右,罗马天主教会开始逐渐接受了人体解剖作为医学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并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市开展了第一例人体解剖的公开演示。人体解剖这刀下去,神学统治地位受到挑战。

当时的解剖学家维萨里发现男人与女人一样都是一侧12根肋骨,而不是天主教所说的男人比女人少一根(亚当的肋骨)。维萨里在其不朽著作《人体构造》中,准确地描述和绘制了骨骼、肌肉、血管、神经系统及身体其它器官。其中一幅经典插图被称之为“思考的骨架”。

到了16世纪,解剖学成为一种公共景观,意大利及其它国家的一些医学院纷纷建立起了解剖学“演示厅”。公开解剖类似于今天歌手开巡回演唱会公开表演,门票不菲。(详见《与死神边际赛跑 | 我们胜算几何?》)

1628年,英国内科医生威廉·哈维在其著名的《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指出,心脏是“一切生命的基础,一切的起源”。

14世纪“黑死病”肆虐后的300年间,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哈维的血液循环论、雷内克的听诊器等现代医学,极大地打击了天主教权威,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16世纪,马丁·路德等人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这场改革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世俗政府势力开始崛起,打破了传统宗教枷锁,促进了自然科学以及医学的发展。

从黑死病肆虐到现代医学的进步,再到宗教改革,这300多年是欧洲从愚昧到觉醒的关键时期。正是思想解放、自由思想,为现代自由市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了宗教改革对于资本主义兴起的价值。

韦伯在书中提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2】

事实上,今天欧美世界新教国家的经济状况普遍好于传统天主教国家。韦伯在书中指出,在专门培养技术人才和工商业人才的学校,以及主要培养中产阶级从业人员的学校毕业生中,天主教徒比新教徒所占的比例也更少。而天主教徒热衷于文科学校。他们较少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活动,很少参与经济生活。

韦伯将这一差异归结为马丁·路德、加尔文推行的宗教改革。如果没有宗教改革,没有新教思想,可能就很难出现现代科学与工业。

新教伦理出现的新的教义及思想,如现世禁欲精神、追求现实生活,与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务实进取高度契合。新教伦理诞生了一个副产品,这个副产品赋予了人们追求自我利益以合理的世俗目的,从而促使人们逐渐摆脱愚昧,为个人利益而努力。

新教徒选择的是“吃的舒服”,追求今生之乐;天主教徒则宁愿“睡得安稳”,苦修来世之福。

天主教认为,祈祷和圣歌是修道生活的最高境界。但是,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颠覆了这一教义。新教徒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遵从上帝的旨意,把劳动当成人生的目的。”

新教徒奉行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们还将劳动与祈祷在时间上分开。“上帝希望工作日时各司其职,以践行他的意志,沉思则放在礼拜日。”

韦伯最终将资本主义市场兴起的思想基础概括为理性主义。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推动了现代科学、自由市场及民主制度的全面兴起。资本主义的兴起依靠的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亚当·斯密的自由思想也源自宗教改革。他的学术思想主要来自斯多葛主义伦理学和他的老师哈奇森的基督教美德思想(新教)。

亚当·斯密推崇自然神学,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多年的讲义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自然神学”,即斯多葛学派和哈奇森的基督教思想。其实,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看不见的手”也是自然神学的概念,即由神设计的市场自然秩序。

新教改革为现代科学兴起提供了思想条件。牛顿对斯密的影响很大,亚当·斯密对牛顿宇宙观推崇备至。在其临终前,斯密命人将其全部手稿烧毁,但唯独留下了一份关于他对牛顿天体理论的评价。

近代市场兴起,以及市场理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自由市场的前提是自由选择,自由选择的前提是思想自由。任何有组织或无组织的群氓,都是自由市场的天敌。只有自由发达的思想市场,才能造就发达的市场与繁荣的经济体。

然而,几千年来,政治垄断势力及有组织的群氓,一直压制着自由市场的发展。在市场兴起之后,原有组织势力及信仰的崩盘,有组织的群氓立即演变为无组织的群氓,这种股庞大而无意识的群氓力量,也是自由市场的威胁。

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西方历史学家眼中,没有任何事情比法国大革命更伟大、更源远流长,但又更盲目失控、无法预料。

1789年7月13日的巴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恐慌的巴黎民众手持枪械,疯狂地涌向巴士底狱,试图抢夺火药。

路易十六头颅被砍后,法王“希望法国不再流血”的遗愿不但没有实现,相反的是,法国的断头台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

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群氓心理学》中指出:如果你认为民众的暴戾之气一旦被点燃,会被严格限于“人民的敌人”,那就太天真了。此时,“杀头”是重要的爱国之举,至于杀谁的头则并不重要。【3】

从国王、王后、教士、贵族,到雅各宾党人,纷纷被押上断头台。最后,砍头的“荣耀”逐渐落到了平民身上,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此后三年,被斩首的“反革命分子”,达7万人之多,法国国内贵族被彻底剿灭。

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说:“法兰西岂止丧失了旧政府,简直丧失了一切政府,与其说法兰西成为人类的灾难与恐怖,不如说它几乎成了屈辱与怜悯的对象。但是,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却走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的怪物。”(详见《悲情法兰西 | 从巴士底狱烈火到巴黎圣母院失火》)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冷静地发现:“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要改革的时刻。”【4】

“旧时的信仰摇摇欲坠,最终消逝古老的社会支柱相继坍塌,群氓的势力则不受任何力量的威胁,并且其威望正在不断扩大。在这种力量的冲击之下,个人的暴政为集体的暴政所取代,前者是弱小的,因而是容易推翻的;而后者是强大的,难以摧毁的。”【3】

世界的主宰者、宗教的开创者、帝国的缔造者及政治投机分子,都是杰出的心理学家,他们对群氓的灵魂有着深刻的把握。

不管是有组织的群氓,还是无组织的群氓,都是一股无意识、非理性的洪流。一旦身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人的才智和天分被削弱,人性因而被磨平。异质性在同质性中淹没,无意识的特征占据主导地位。

这股“同质均一”的集体洪流,天然对市场的自由思想、独立选择加以干涉,甚至以群体暴力的方式剥夺他人自由及私产。

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古典主义者强调市场的均衡形态,对市场背后的关于人的思想及行为并未做太多探索。奥地利学派则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自由思想在市场运行中的逻辑。其中,集大成者为米塞斯和哈耶克。有趣的是,奥地利学派认为其思想渊源为传统天主教思想。

哈耶克一生都在捍卫自由市场,尤其是自由思想。他在其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哈耶克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5】

自由思想的真正内涵不是天马行空、为所欲为,更不是跟风、从众、焦虑、势利、非理性之群氓,而是独立思考、理性思辨。

所以,自由市场我们最终追溯到韦伯所概括的理性主义,或者叫思考、思辨。

群氓的致命弱点是拒绝思考,他们希望直接获得答案,不关注推理及思辨过程。他们喜欢全盘接受绝对真理,或一概拒绝绝对谬误。他们喜欢节省思考成本,习惯于逃避责任“搭便车”,以追求“集体灵魂”,以获取安全保障。

这个世界,物质遵循“最小耗能”原则运动,自然生物懂得“趋利避害”,经济社会按照成本最低、利益最大化方式运行,但唯有思考,不能省力、偷懒。

因为若放弃思考,就意味被奴役。

02、私人契约:人类大规模协作之根基

在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群氓”状态。

在与豺狼虎豹斗争的年代,个人无法独立生存,只能求诸于集体力量。为了实现集体协作,人类绞尽脑汁地玩起了“政治”,发明了宗教、国家、城邦、部落、氏族、宗族等制度。

从理想国到乌托邦,从平均主义到天下大同,人类试图利用集体之智慧实现美好之夙愿。但是,哈耶克告诫世人:“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人们善良的意愿铺就的。”因为“那些放弃自由以期换取保障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会得到保障。”【5】

正如哈耶克所言,从远古部落到农耕社会,人类放弃自由、让渡私有权以换取生存保障,最终沦为被教义纲常、国家机器奴役的群氓。

直到近代市场兴起,人们才摸索到一种既能摆脱奴役又能实现大规模协作的制度——市场制度。

为什么说市场制度能够摆脱奴役?

自由市场的前提是自由思想、自由选择、独立决策,是人与人之间一种自愿合作关系。弗里德曼说:“自由市场是人类发现的唯一能让多数人自愿合作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它对于维持个人自由至关重要”,自由市场是一组组私人契约的集合。自由市场中人的行为完全是私人行为,而不是集体行为,也不是群氓行为。

参与交易有代价,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弗里德曼);也有收益,即“自由市场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事实是,除非双方都能获益,否则交易不会发生”(弗里德曼)。

市场是平等的、不被奴役的私人契约。哈耶克说:“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因为“只有金钱才会对穷人开放,而权力永远不会。”这句话道出了市场制度,与传统的国家、城邦、部落等政治制度的根本区别。

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国富论》中将市场行为界定为私人行为,即“交换及易货系属私利行为”。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着重强调这一点,经济学讨论的假设前提是个人选择,这个前提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应跳出这个前提。

市场制度与经济学都聚焦于私人契约而不是公共契约,但是成千上万个个体之间如何大规模协作?

市场制度是一种“神奇”的制度,所有人在“看不见的手”在指引之下,按照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结果居然整个社会福利都增加了。要知道,之前千百年来,人类都采用相反的逻辑,即使用仁爱、善良、同情心之精神疗法感化世人心中之恶念,但依然事与愿违。

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人人利己、还能利他的制度。比亚当·斯密更早的政治经济学家曼德维尔曾经写过一本《蜜蜂的寓言》。曼德维尔用蜂巢制度类比市场制度。他在书中描述,在抱怨的蜂巢中,蜜蜂利己,蜜蜂部落繁荣;蜜蜂变得善良和诚实,部落则衰落。【6】

曼德维尔得出一个很简单直观的结论:私恶即公利。私欲之“恶花”还能结出公共利益之“善果”?当时,西方的道德家不能接受,称之为“曼德维尔悖论”。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打破了千百年来人类“善良意志论”和“理性设计论”。在曼德维尔看来,试图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自由市场及经济伦理的思想基础。自该书发表后,人类对构建大规模协作制度有了全新的、完全不同的路径。

当时,西方的道德家不能接受“私恶即公利”的思想,称之为“曼德维尔悖论”。时至今日,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群氓,依然抵触这一思想,并将其意识形态化。

勒庞在《群氓心理学》中写道:“群氓的推理能力属于低劣的范畴”,“群氓的逻辑有两个特征:一是将只有表面关联的不同事物联系起来,二是迅速概括归纳特殊情况。”【3】

因此,群氓对市场的认知容易浮于表象,想当然地从“自利”推导出“恶果”,从而否定市场和交易。更要命的是,“深谙其道的演说家在面对群氓的演说中常常利用这些特征”,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煽动群氓运动,从而满足演说家之个人野心。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曼德维尔以及后来的亚当·斯密都没有深刻洞悉市场按照“自利原则”运行的内在逻辑,如自由思想、私有产权及价格机制等。

后来,奥地利学派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补充。在上个世纪20年代,米塞斯为了防止学术辩论落入意识形态的争议,选了一个巧妙的角度——科学,来解释自由市场尤其是自由主义思想。

米塞斯想强调的是,自由市场存在的科学性,即符合客观规律及人性。比如经济学中的价格机制、供求定律、边际效用递减,不仅符合规律,还符合人性。又如,我们有正常说话的自由、行动的自由、娶妻生子的自由、获得和放弃财产的自由,这些自由显然让我们更快乐,更有激励性。这是符合人性的。

米塞斯在其著名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强调:“我们唯一的主张是:保障一切劳动者的自由,保障使人类创造出最高劳动效率的劳动制度”。【7】

米塞斯将市场落实到个人行为之上。米塞斯将经济学视为“人的行为”之科学(《人的行为》,米塞斯)。米塞斯非常重视私有制,他将私有产权视为一切自由主义的前提。

市场交易,其实是权益与风险的转移。私有产权是自由交易的前提,拥有产权意味着拥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只有具备这些权利才具备交易的条件。这是最基本的市场交易要素。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私有产权是一种激励制度。劳动所得属于个人,自然更能够激励自己创造。试问谁愿意纯为他人卖命赚钱?试问谁愿意与他人共享财产,共享伴侣呢?

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

米塞斯苦口婆心地告知当时德国、俄国及欧洲大陆的群氓:“只有私有制和自由经营活动,才能确保人类劳动达到最高的效益。”米塞斯还说,如果取消私有制能够创造更高的效益,他也会赞成消灭私有制。

不过,张五常从英国999年的使用权转让制度中获得启发,认为所有权不是最重要的,转让权才是合约的关键。999年使用权利用了人类有限预期的缺点,毕竟大多数人都不会关注999年之后的事情。根本上说,使用权的解决方案其实是舍近求远之法。但是,不得不说,这种制度的出现也是历史演变与自发秩序的结果。

反过来看,为什么群氓运动、理想主义、平均主义及大同社会最终都会走向失败?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制度及行为违背了经济规律与人性。

从人性的角度,每个人都为他人或集体而努力,结果却是人人都想搭便车、磨洋工、占他人便宜,生产力无比低下。这种打着道德高尚的旗号出发,其行为却极端自私和恶劣。这种制度具有“劣币驱逐良币”的功能,驱使人们拥挤,哄抢,占便宜,吃公家的狼吞虎咽,用自己的却极度小气自私。

在经济规律来看,米塞斯和哈耶克创建了一种理论叫知识分散理论。知识分工在哈耶克看来“至少是与劳动分工同等重要”的问题。哈耶克认为,知识都分散在每个人的脑子里,任何个人、企业及政府都无法掌控所有的信息。

既然无法掌控所有信息,就无法实现统一的计划和经济计算。如此,群氓的集体干预行为其实是“致命的自负”,这种集体经济诉求注定无法实现。反过来,尊重个人自由,实施私人契约,其实顺应了市场知识的分散性规律。

既然知识是分散的,那么市场如何将知识集中起来,并实现高效配置?

亚当·斯密没有揭开这一面纱,反而用“看不见的手”之隐喻将其神化了、黑箱化了。后来,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用价格理论把市场的逻辑说清楚了。与弗里德曼相比,哈耶克的解释更加的细腻:

“从根本上讲,在一个有关相关事实的知识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够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就像主观价值可以帮助个人协调他所指定的计划的各个部分一样。”

美国密歇根州一位名叫伦纳德·里德的实业家,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我,铅笔》。在这篇文章中,里德使用了第一人称来描述了以铅笔制造为核心的复杂而有序的社会分工、大规模协作及市场交易的过程:

“我,铅笔,是种种奇迹的复杂的结合:树,锌,铜,石墨,等等等等。然而,在这些大自然所显现的种种奇迹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非凡的奇迹:人的种种创造精神的聚合——成百上千万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自然地、自发地整合到一起,从而对人的需求和欲望作出反应,在这个过程中,竟然没有任何人来主宰!”

读了这篇文章后,哈耶克称赞伦纳德:“他还是一位深刻独到的思想家,不露痕迹地把他的深刻结论融入家常用语”。

弗里德曼曾经在其电视专题节目及同名书《自由选择》中引用过伦纳德这个故事。他赞叹这篇文章既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也阐明了哈耶克强调分立的知识和价格体系的含义。

通过“铅笔的故事”,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更加深入理解市场的逻辑:

一、市场是一个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协作制度,价格机制将无数分散的知识有机而高效地组合在一起;

二、这种大规模的协作没有一个中央机构,完全是自发的、自愿的,市场的结构是分布式的,市场的主体是个人;

三、市场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无数个)一元钱即可指挥成千上万的人为无数人生产铅笔。

弗里德曼说:“每次我们到商店购买一支铅笔,我们都是用我们的一丁点劳务,来换取投入到铅笔生产过程中的成千上万人中的每个人提供的极小量的一些劳务。”

这句话概括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商品交易、迂回生产、分工协作以及自由行为市场所有的内涵。

市场最终归结为私人契约之上,契约内容包括私人产权、个人权利、行为及思想自由,其中私人产权是私人契约的核心。

公共契约,与市场的私人契约天然独立。群氓主张的任何公共契约、集体利益,都与市场相对立。在市场中,公共契约越扩张,群氓打着公共利益干预市场,都会扭曲市场价格,洗劫他人财富,制造竞争不公,导致市场效率及社会福利损失。

03、制度经济:经济全球化共生之根基

不过,凯恩斯则强调,政府应以“公共利益”之名对市场进行干预。

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争论,起源于凯恩斯在1923年发表《货币改革论》。此后,二人争论一世,亦敌亦友,成为20世纪经济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大论战,是政府干预主义与自由市场思想之间的巅峰对决。这场论战延续至今,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之间的较量依然激烈。

在有形之手这端,常以“公共利益”之名,借有组织群氓之势,行权力控制之实。假公济私侵犯了私人契约,扭曲了市场价格。

在无形之手这端,常以自由之名,借无组织群氓之势,行利益垄断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罗兰夫人也被送上断头台,在临行前她说出了那句震惊世人的话:“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梁启超译)。

哈耶克对放任自流、极端自由主义持否定态度。哈耶克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斗士”,很多人误以为哈耶克坚持放任主义。事实恰恰相反,他认为,放任自流是对自由最大的误解。哈耶克在任何一本著作中都极力反对,亚当·斯密继承者所倡导的放任自流的自由思想。

哈耶克倡导的自由主义,是服从于法律的自由。哈耶克早年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与政治学博士,他对法律的推崇容易被人忽视。

哈耶克在美国期间写作了一本著名的《自由宪章》。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强调法律之于自由的作用。他将自由定义为“服从于法律,而不是任何人,那就是自由”。他引用了约翰·洛克话说,“何处无法律,则亦无自由。”【8】

哈耶克还提醒世人追求自由需要付出代价——“我们尤其必须认识到,我们可能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可怜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事事皆好,自由的确可能意味着忍饥挨饿、铸成大错或舍命冒险”。这恰恰是自由市场最公平之处,自由与风险、收益与代价并存。

在思想市场中,自由言论也是受法律限制的。谣言恶语、诽谤诋毁,是思想市场中的假冒伪劣产品,具有负外部性——个人效用大于社会效用。通过法治(而不是庇古税、政府之手)才能促使社会效用与个人效用均等,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福利经济学》,庇古)。

概括起来,哈耶克主张用法律约束自由市场、私人契约及私有权力,同时也认为,法律之约束亦适用于政府的公权力。

政府的权力边界在哪?

哈耶克认为,一个自由社会不但只要求政府对强制行为有垄断权,而且还要求政府的垄断权只限于强制行为,而在所有其他方面,政府应该在与任何其他人一样的条件下行事。

比如,法院、警察、税务、行政等,哈耶克认为这些是民众授予政府具有强制性的垄断权。除此之外,政府应与私人一样无特权,价格管制和供给管制不能与自由市场同在。

这里着重要强调的是法治经济与宏观调控的区别。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以及凯恩斯主义者导致政府调控经济的随意性大大增加,从而忽略法律对经济管理的严肃性和长期性。政府宏观调控扩大化,对私人契约干预越多,法律的准绳越难得到伸张,市场自由就会受到限制。

凯恩斯强调政府有明确的经济目标及干预政策,而哈耶克主张“国家的无目标性”,尽量用法律约束调控之手。

哈耶克认为,现代政府“普遍的、无目标的抽象行为规则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什么意思呢?

哈耶克认为,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统治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也不需要设立GDP之类的经济目标,只要建立公平的抽象规则,“实施这些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

在经济调控方面,政府之手仅限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被作为独立机构的央行掌控。行业性政策、公共性政策都被“法律化”,不能作为逆周期调节经济的手段。

实际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之后,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波斯纳的法与经济学,都是强调通过法律来共同约束公权力与私权力扩张,以保护自由市场。斯密发现了无形之手,凯恩斯发现了有形之手,哈耶克、布坎南等人发现了制度之手,共同制约有形与无形之手。

与这股思潮同时兴起的是,拉尔夫·纳德领导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详见《消费维权史 | “每个车主都该感谢他”》)

弗里德曼当时在其电视专栏节目上说:“许多人希望政府出面保护消费者。然而,当务之急是,保护消费者免于政府的侵害。”不过,弗里德曼依然从自由市场的角度解决消费者侵害问题。他说:“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国内的自由竞争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贸易。”

纳德及美国立法者则拿起立法之利器,推出一系列包括汽车召回、天然气管道安全、控制辐射、家禽卫生、食品与药品安全等法律。这些法律约束了市场私有权的扩张,也约束了政府公权力的滥用,尤其是防止诸如环保政策等用于宏观经济调控。

但是,如何制定法律呢?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洞察到了社会的真谛:

“一个民族不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内部建立起完全平等的社会条件。……当不平等是社会的通则的时候,最显眼的不平等也不会被人注意;而当所有人都处于几乎相等的水平时,最小一点不平等也会使人难以容忍。”【9】

有组织的群氓与不平等的社会规则,无组织的群氓与相对平等的社会规则,几乎是完美匹配的。前者通常看起来国泰民安,而后者经常因一些“小事”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社会规则的设定上,通常有两种主张,一种是精英主义,另一种是自发秩序。

群氓习惯于放弃思考或搭便车,依赖于精英设计制度(村长说了算),这相当于寄希望于放弃权利与自由以换取所谓的平等和保障,但结果通常都是以悲剧收场。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敏锐地洞察到:“一个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两者都得不到。一个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两者兼得。”【10】

自发秩序的主张或许更符合经济规律。哈耶克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指出,所有的社会秩序及制度,都是自发的,都是无数的个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模仿的习惯及理性的分析逐渐形成的,而不是某个伟人、先知设定的。

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哈耶克通过自发秩序理论将自由与秩序、个体与整体,个人与国家相结合在一起。他引用了亚当·弗格森的名言,“民族或国家乃是因偶然缘故而形成的,但是它们的制度则是实实在在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

只有自发秩序,才能建立一种有可能把自由赋予所有人的制度,而不是要建立一种把自由仅仅赋予“好人和聪明人”的制度。如此,才可能避免国家政权被少数人垄断、独裁。

根据知识分散理论,市场是一组自发程序,市场制度理应是自发形成的秩序。信息、权利原本分散在每个人手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所有信息设计出“最大公约数”的制度。只有每个人分享出信息、出让一部分个人权利,然后集合成为公共秩序和公共权力,才能保障每个人都享有更多的自由。

不过,在市场中,有一种契约非常特殊,那就是货币契约。货币是一种自发形成的公共契约,而不是私人契约。如何形成一套公共制度,约束货币公共契约,成为了当今世界的难题。(详见《我们距离经济危机有多远?》)

在市场中,所有契约都是私人,唯有货币是公共契约。货币,犹如经济世界的“参照物”,它是市场价格的标尺、市场交换的媒介以及财富储存器。后者依赖于前者,人们之所以存储货币,是因为其具有最好的流动性可以用于交换;货币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其价格稳定。价格稳定,可用于交换,即是货币的价值所在。

因此,货币这一公共契约,其天职且唯一的职责,便是维持价格的稳定,别无他求。但凡对货币职责的扩张,如增加就业、为股市兜底、刺激经济,都是以此公共契约杀伤私人契约。

弗里德曼说:“通胀是未经法律许可的税收”。就连凯恩斯的《货币论》,也是贯穿着货币价格稳定的思想。他认为,通缩和通胀都对经济不利,物价波动,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而使一些阶级得益,而另一些阶层受损。恪守铸币原则,才能避免铸币权被滥用于经济控制与假公济私。

货币这单一而严谨的天职,符合货币作为公共契约的本质,亦符合自发秩序之法律。根据美国《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8款明确规定:“铸造货币,调节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并未成功地履行被宪法赋予的责任。

货币作为公共契约,更需要自发秩序来构建一种约束制度。以自发秩序之法律约束货币公共契约,避免铸币权被宏观调控扩大化,避免假以逆周期调节、公共利益之美名而滥用。

然而,正如勒庞在《群氓心理学》中所说的:“制度和政体都是种族的产物”,“形成一种政体常常需要数百年,改变这一政体也需要数百年”。

在过去千万年,群氓以自发秩序的方式选择了集权制度,将铸币权上交给了统治者。当这旧势能抵达临界态时,群氓往往以极度暴力的方式砸碎了旧制度和旧世界。然后,砸碎旧制度容易,构建新世界难。

勒庞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在制度中寻找深刻影响群氓的灵魂的方式。制度的确作用于群氓的灵魂,但是群氓灵魂的开窍才是自发秩序形成的根本。群氓运动的激荡往往是一些国家的历史宿命。

所以,哈耶克很矛盾,市场、民主与自发秩序都必须建立在自由思想之上,而不是群氓之上。但是自由思想又不是天然形成的,更何况千百年的群氓势能犹如基因遗传般顽固。正如庞勒所言,群氓式运动往往具有一定的英雄主义色彩,固化的社会需要这种冲击。

拿善于思辨的德意志来说。“德意志,这个强悍的民族,也是经过炼狱般的洗礼,最终明白了人类文明的真谛及灵魂的归宿。”(详见《锋芒毕露四十年 | 一条炼狱般的大国崛起之路)

不过,哈耶克似乎找到了一条捷径。他将自发秩序扩大化到国家制度及国际规则上,国际开放性反过来敲开群氓灵魂之门。

他认为:“自由经济的政体是任何国际组织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同时他也指出:“废弃民族国的主权而创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法治的秩序,是自由纲领的补足条件与逻辑结果。”【11】

国家制度,是个人权利对外让渡,演变为公权力及公共规则的结果。全球化,则是国家权力不断对外让渡,进而形成规则通行规则的过程。1952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是欧洲第一个对外让渡国家主权进而形成的国际组织。如今,这一组织已发展成为我们熟悉的欧盟。

欧盟内部成员国让渡了关税主权、铸币权(欧元)以及部分财政主权。

一些开放性的国际金融城市实行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政策,从而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其实是国家货币主权的对外让渡,却符合国际经济规律(三元悖论)。

这些开放性的国际金融城市,其治理结构及司法体系具有国际化特征。比如,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上市的公司,其董事不少由外籍人士担任。又如,一些金融城市的司法体系中也有一些外籍法官及官员。这种制度安排,其实是让国际社会及投资人对金融城市法治的可靠性、中立性更加有信心。

2009年世界经济还处在危机之中,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经济学家马克·卡尼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这是英国央行318年历史上首位外籍行长。

外国人掌控本国的铸币大权,英国一些保守派对此还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挣扎。但是,伦敦金融城将这一任命评价为“一阵清风和一种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英国政府“对外来事物持开放态度”。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开放金融城市,全球化“共治”成为主流趋势。马克作为外籍行长,可以避免卷入英国内部的政治及经济势力纠葛,更好地坚持货币政策的中立,不会陷入要么强硬、要么温和的教条主义。国际投资者对这种开放性的态度及制度更加欢迎。

这就是全球化市场形成的国际自发秩序。这也是当今世界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人,参与国际大规模协作的有序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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